县城,网约车的失意之地

这并非是一种缺憾,因为县城有自己的出行叙事

文 | 翟芳雪 王静仪

降落在海拉尔东山机场时,人们刚下飞机,凛冽的雪味和寒意就涌入鼻腔。在始发深圳的航班行李转盘旁,许多人匆匆换上厚厚的羽绒服,一秒钟融入到了本地人中。

这里是零下40摄氏度的中国极北之地,一出机场,空旷的雪在黑夜中莹莹发光。明亮的机场铺天盖地都是“喜迎十四冬”的宣传陈设(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在内蒙古举办),给冷清的边境城市添了一些热气。

美是美的,但打车的困难接踵而至——出租车排队的通道里空无一车,在高德打车页面等待20分钟,也没有司机接单。最后,笔者加价三次,才成功登上一辆网约车。

县城里的网约车是小众的。根据海拉尔区交通运输局公布的数据,截至2023年8月,有15家网约车平台企业在此地运营,仅有34位网约车司机统计在册(但在当地体感网约车的数量更多一些)。

额尔古纳市区

摄/翟芳雪

地广人稀是这里最好的形容词,网约车自然少有生意。呼伦贝尔拥有世界最大的城市面积,比山东江苏两省面积总和还大,但全市人口只有291.1万人,不到山东省人口的3%。

县城没有网约车的情况并不少见。近期到过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李女士表示,她想打车的时候,发现滴滴和高德都失灵了,于是拦了辆出租。不打计价表,价格是和司机商量的,返程接送时间也是提前说好。

中国共有397个县级市和1299个县,很难统计中国有多少县城没有网约车,专家、平台都没有相关数据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并非是一种缺憾,因为县城有自己的出行叙事。

“县城与县城之间的区别也很大,有的县城人口超200万,有的不到8000人,重要的是要找到符合自己禀赋的产业经济,利用好互联网工具。在互联网面前,大城市和小县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”中国农业大学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正河表示。

每个县城都有独特的禀赋,也包含着发展的潜力和希望。在流水线生产的现代化机器外,以人作为连接的县城出行,比算法更有温度。

没有网约车,有人情

呼伦贝尔大草原一直声名在外,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让人心向往之。

海拉尔区是呼伦贝尔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在呼伦贝尔下辖的其他县级市——例如根河和额尔古纳市,网约车则更为稀少。尽管在高德打车页面上有网约车的选项,但在实地却很难见到一辆网约车。

路边拦车、电话预约、微信群预约,当地人有自己的叫车方式。

在有“中国冷极”之称的根河,当地出租师傅老刘说,市民只需要拨通5221999这个号码,报出自己的位置,平台就会将乘客信息同步给出租司机接单,“效果和网约车差不多”。

临近的额尔古纳市市民,则是习惯用微信打车群叫车,一个群有500人左右,只需在群内发送自己的位置,多名出租司机就会通过报点的方式传递位置信息,通常情况下,更靠近乘客位置的司机会赢得这笔订单。

笔者进入的打车群有499人,平均每天有15个乘客发出订单,每一单都有5-10辆出租车迅速作出回应,司机师傅到达指定地点后,会直接在微信群@乘客,双方沟通方便,效率非常高。

网约车在县城的缺失,对于县城而言并不一定是缺憾,因为县城有自己的叙事。

这里没有出租车绕远路的顾虑,也用不着导航,串联起一个一个坐标的并不是电子地图上的冰冷数字,而是本地人的共同回忆。

秋女士回忆,在二十多年前自己还上学的时候,根河没有出租车,也没有公交车,去学校只能是家里人用“三蹦子”(电三轮)驮着她去。县城的路是用脚丈量出来的,在还没有公路的时候,这片土地就已经被穿行过无数次。

尽管时间流逝、东徙西迁,额尔古纳本地人只要说一句“老一小附近”,就可以让司机师傅心领神会。乘客不用说明哪条路哪条街,直接说到哪个超市,哪家烧烤就能顺利抵达。在这里,最常听司机师傅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这家店没有以前好吃了。”

小田家住额尔古纳,有时她刚坐上出租车,师傅就熟练地报出了她家的住址。某次她要中途去奶茶店取餐,让师傅等了很久,不好意思想要多支付路费时,师傅很豪爽地大手一挥:“这多大点事儿。”

在这样的县城中,几乎不存在打不到车的问题,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似乎又有些“运力过剩”了。老刘表示:“别说网约车了,出租车都吃不饱饭。额尔古纳的出租司机甚至拉了一个五元群,比起步价还低

县城,网约车的失意之地

“为什么没有网约车,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人口。”老刘表示。

根河市总人口在12万人左右,额尔古纳市总人口6.8万。二者所在的呼伦贝尔市整体2022年人均GDP为6.98万元,低于同年全国8.57万元的均值。人口基数小的同时,年轻人不断外流,这导致网约车的消费群体非常有限。

黑龙江省的县级市密山市也没有网约车。当地居民小丁说,在密山打车,基本都要到路上截。在她看来,网约车不是必需品,本来县城面积就小,一趟出行只要几块钱,去远一点的地方顶多10块。

额尔古纳的雪人雕塑

摄/翟芳雪

事实上,许多县城都是类似的情况。额尔古纳市的占地面积是2.84万平方公里,城区方方正正被切成小块,站在中央大街的十字路口,就能把这座极具俄式风情的小城尽收眼底。穿“绿裙子”的出租车在街道上巡游,招手即停,从最东到最西车费只要8块。

人口密度稍大一些的县级行政单位——例如海拉尔是有网约车的,但网约车运营状况不一定好。

早在2022年,就有当地网约车司机在百度贴吧发帖称,油价涨到7.35元了,一天跑滴滴接了六单,都不够油钱,不如在家喝茶。网约车运营需要电费/油费、车损、保养和车贷,每天的成本不低,倘若收入不足,很难不亏损。

海拉尔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

摄/翟芳雪

有时候,网约车平台作为外来者,也难融入到当地生态中。

四川的地级市达州市,去年爆发过网约车和出租车的激烈争执。某大型活动结束后,由于出租车联合涨价,游客转向网约车出行。出租车司机们封堵了网约车的前进路线,导致双方对峙和互相辱骂不断,后面升级到互殴。

无独有偶,海拉尔也发生过类似事件,几年前部分出租车停在路边“罢工”。尽管直接原因仍是网约车“抢”了出租车生意,但出租车司机给出了自己的理由。

出租车司机认为,许多外地牌照的非法网约车挂靠在滴滴、花小猪平台下,人员组成存疑,对市民安全有潜在危险。

一位不愿具名的网约车平台从业者表示,平台运营的单位一般是地级市,不会针对县城做专门运营。核心仍是看需求,不是说网约车平台是否“进驻”县城,而是看在县城运营是否划算。

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县城,网约车运转顺畅。比如家在河北秦皇岛昌黎县的刘女士表示,网约车在家乡已经存在四五年了,人们普遍使用滴滴打车,出租车也会通过滴滴来接单,很快很便捷。

昌黎县离阿那亚只有20km,刘女士平时在上海工作,使用滴滴出行,回老家肯定也会继续打滴滴,“接单速度是还很可以的”。

县城经济有独特的肖像

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下,数字经济例如外卖、网络购物、网络直播、线上支付等,已经融入了县城的日常生活中。

根河市在保证主干道整洁的情况下,保留了夜市和街边菜摊。即使老板上了年纪,也会将自己的收款码打印出来,指给顾客付款,在这里无纸化支付已经做到了100%的渗透。

当地人觉得“虎里虎气”的网红,在入冬后纷纷来到根河这个“冷极”,直播户外露营。一些本地达人更是凭借网感和能力,成为网络上和现实中的双料“红人”。

有的县城则运营了专属的网约车平台。贵州省的册亨县在2020年1月,正式开通“万峰畅行”网约车服务。截至2022年9月,“万峰畅行”以贵州省为主,已拓县域69个,已稳固运营市、县22个,覆盖全国四个省份。

“互联网是平等的,大城市和小县城这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”张正河表示。

尽管家乡人情温暖,网约车的主要受众是青年群体,许多县城的年轻人在向外寻求突破。张正河认为,如果县城不能给年轻人提供创业就业的空间,年轻人离开也是正常的事情。

想留住人才,县城根本上还是要盘活自身产业,吃上互联网这碗饭很重要。

贵州省榕江县是最后一批脱贫的县城,2023年以“村超”火爆全网。由于在互联网上运营得当,这座户籍人口不到40万的小城,在一个夏天就累计接待游客519余万人次,成为“网红县”,大大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。

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非常重要。截至2023年6月,中国共有397个县级市和1299个县。张正河表示,有句古话叫“郡县治,天下安”,这些县构成了当前中国国民经济最根本的基石。

张正河介绍,推动县城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有很多,其中最主要的是结合自身禀赋,要做好主导产业的选择。比如是否有煤矿、林木、田地等自然资源,或者是特殊的动植物(例如四川的熊猫和广东周边的金桔),以此来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。

此外,县城区位条件是否优越(包括地理位置、交通等)、当地资源的承载力是否足够(包括土地面积、水资源和人口等)、当地政府机制是否健全、是否有创新能力都是决定县城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不论是产业还是文化,大城市和小县城都有其独特的禀赋。县城不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网约车这一“现代化”的符号,熟稔带来的安全感和人情味,同样构成了县城自己的肖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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